当今的青少年和年轻人是否更容易陷入成瘾的风险呢？鉴于如今物品的丰富性和人们对数字化及网络的迷恋，我们可能会得出一个肯定的答案，因为这些东西为脆弱和正在发展中的自我提供了一个想象性的假体。对于正在寻找界限，且尚未意识到生命的真正价值的青少年来说，生与死可能是等价的。冒险行为可能使青少年体会到界限，体验到他的存在感。

青春期是一个身份重组的时期。童年早期的精神冲突会被重新激活，并以建设性的方式被重新经历，这将带来内在精神活动的整合。对于与父母关系的哀悼工作来说，这个时期提供了第二次的机会。这一哀悼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关系的可能性，也取决于内在的精神工作，它的成功将促使青少年进行对生命的探寻。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说，"青春期的客体选择必须放弃幼儿期的客体，并且以色情潮（courant sensuel）作为新的出发点”。在这一分离的工作中，青春期使得青少年要再一次面对“他的父母及他所认同的客体在他色情和攻击性冲动的暴力中存活下来的考验”。这种考验是主体间最根本的考验，完成这项考验，人们就能够在文化领域和象征界中登录。青少年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社会中登录自己的位置。这个主体间考验的过程不是在没有焦虑和症状的情况下发生的，它有可能伴随着焦虑、抑郁、冒险行为、自残和自杀。在今天的青少年群体中，我们更常见到一些症状，包括某些边缘性人格的症状，也包括某些成瘾的症状。成瘾的发生率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在持续上升，并在新冠肺炎的健康危机之后急剧增高。2019年，法国出台了一项全国性的反成瘾动员计划。

青少年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来自他对性生殖身体的整合，他的身体变化得太快，可能会造成身份的焦虑和精神内部冲突。幻想在这一时期被构建。身体、精神和关系上的转变，显露了他前期建立的自恋基础。精神内部冲突将会在症状的显现中得到表达。对身体的攻击，如自残，是他们在试图缓解激烈的精神冲突。在成瘾行为中，或是电脑屏幕前的逃避，可能是他们解决焦虑和分离的方式。

菲利普·贾米特（Philippe Jeammet）将当下成瘾现象的增多联系于生活方式及家庭内部关系的深刻变化，他说道："关系中的交流本是有生命力和多样化的，可能是有潜在冲突的，是有利于变化和探索的，现在它被在自身或是替代物中的封闭取代了，这些替代物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满足一种控制关系。有生命力的关系被控制关系所取代，情感被对感官刺激的追求所取代。”与物有更多接触的后现代主体会产生什么样的疾病呢？热拉尔·波米耶（Gérard Pommier）说，在历史上的所有时代里，都有主体会“沉迷于冲动的客体”。只要主体没有在精神上与母性大他者分离，那么这种沉迷就是可能发生的。拉康强调，唯一的束缚就是大他者的欲望，他一再主张，只要我们还没有充分厘清自己和原初认同，那么我们就要重新回到无意识的场景中去。不过，在表象化的过程中，我们有可能让不可被表象的东西暂时离开，并把话说给另一个人听。精神分析家能够将乱伦混乱置于一定的距离之外，而发展中的主体恰恰被困其中。

当前，在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新冠疫情期间，隔离对有生命力的关系造成了限制，这对儿童和青少年造成了重大影响。死冲动既在集体层面，又在个人层面作用着。在对儿童的分析中，以及对青少年和成人的分析中，死冲动都是对于主体来说的灾难性重复的基础。2020年11月26日，一篇在法国发表的文章[5]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这项调查是在巴黎东北部的罗伯特-德博雷（Robert-Debré）儿童医院中进行的，调查显示，在隔离期的一年之后，儿童的自杀未遂行为增加了一倍，儿童精神病院的住院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在过去的十年间，急诊的数量也增加了一倍，并且病症明显更加严重，比如严重的限制性进食障碍（TCA）、过度焦虑症（hyperanxiété）、强迫症，以及新型的恐惧症，比如呕吐恐惧症（émétophobie），即伴随对病毒感染的恐惧的呕吐恐惧症。在中国和欧洲进行的多个研究报告指出，自疫情以来，儿童的自杀念头和自杀行为均有增加。同时，对电子游戏和各种电子设备的成瘾行为，以及对毒品的成瘾也在加剧。一位医生说，成瘾行为在他门诊中的占比在7年间从10上升到了90。而父母的干预和限制则导致孩子进入巨大的危机之中。

依 赖

当人类诞生时，他还尚未成熟，依赖是人类发育的第一个阶段。依赖属于拉康所描述的异化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是在想象界的领域登录的，它发生于第二个阶段之前，第二个阶段是分离的阶段，这一阶段伴随着独立自主和在象征界的登录。人类对自身的建构是必不可少的，人类无法将其省略，尽管在“人类增强”技术这样的计划中，科学发展反其道而行之。自身建构阶段有时会因为家庭内部或集体性的创伤，因为被忽视和虐待而受阻或停止。成瘾可能是一种解决方式，这种方式企图进行虚假的补救，企图逃避，企图逃开痛苦、抑郁和真实创伤事件再现的内在恶魔。青春期的中心任务是获得自己的身份感，这种身份感可能会被生活中的创伤性事件扰乱，因而导致诸多症状。

创造一种历史性，从而将一个主体从创伤造成的孤独和痛苦中解脱出来，这就是精神分析治疗要做的事情。精神分析的工作是通过话语进行精神的编织。它是一种对话，这种对话使我们能够建立关系，能够在成人身上听到孩子的声音。

焦 虑

焦虑被弗洛伊德定义为在自我的边界处产生的信号，是对丧失客体的反应。随后，拉康在对焦虑与欲望的关系的讨论中，对这一概念加以采纳和重申。

由自恋型结构所主导的精神，通过全能感和破坏性来禁锢他健全的部分。这阻碍了他的发展，使得他无法与能够在他的发展变化中帮助他的客体建立关系，并把他推向死亡。当客体不能容纳、整合和内化依赖他的婴儿和儿童的情感和经验时，梅兰妮·克莱因所描述的生命最早期的湮灭和破碎焦虑就会被增强，象征化的能力也会被削弱。这种能力来自于新意义的创造，是在与他人产生共鸣、建立关系，并且融入一个更和谐的整体之时产生的。在主体的情感意义中未被认识到的体验会妨碍主体对他的精神进行更好的理解。亲密关系的发展会受到影响，象征化的活动仍然是不完整的。这意味着，由于对容量和内在精神资源的缺乏，抑郁、失落、精神痛苦和各种冲突性的症状变得难以承受，情感体验也因此遭到排斥。

梅兰妮·克莱因所描述的偏执-分裂位和抑郁位在青春期被重新激活，早期焦虑、对最初客体的仇恨和破坏性幻想在这个过程中重新上演。但是，被憎恨、被嫉妒的客体必须能够抵御仇恨的攻击，而不能被摧毁，也不能反过来报复主体，这是最早期和最令人焦虑的危险情境。客体在自己的破坏性中幸存，这不论是对于青春期还是对于生命初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考验。否则，自我将不能使用这个客体，并将独自面对难以抑制的焦虑。温尼科特提醒我们说，主体一直感受着迫在眉睫的危险，被这种感觉所支配，然而灾难已经发生了。在缺乏足够稳定和可靠的投注客体的情况下，自我毁灭的行为占据主导位置，这种行为的逻辑是自生自灭和大规模的防御。我们能够在激进的年轻人中发现这种逻辑。鲁西荣说，极端的暴力行为总是与这种 "躁动性的（agonistiques） "焦虑和无法表述的生存绝望相关，是一种 "希望的脱落（forclusion）"。精神幸存的问题能够组织起由分裂、否认和全能所代表的防御系统，这些防御机制被梅兰妮·克莱因称为躁狂类型的防御机制。青春期的问题与“抑郁位”的突然重现，以及青少年对童年的哀悼有关，其间，身份的重组以“混乱”的形式进行着，这种混乱可能会持续到青春期后的若干年，并且，爱-恨的矛盾与依赖-独立的矛盾相衔接。对分离焦虑的制作可能会导致直接涉及身体的极暴力的情感。

克莱因的理论为思考边缘性人格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精神病理学观点。这些病人固着于一个精神发展的早期阶段，即偏执-分裂位[9]。他们使用的防御机制是这个时期特有的：分裂、全能性的否认、投射性认同和理想化。这种精神发展和整合进程的停止有可能是由情感缺乏、童年期的情感忽视，甚至是创伤造成的。不良的结果取决于功能障碍和精神疾病的严重程度，往往与性侵、童年忽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家庭缺陷有关[10]。主体还没能建构起一个足够稳定的内在好客体，使得他能够冒着失去他而不摧毁自己的风险，进入抑郁期。在我看来，对这一发展阶段的固着能够解释其表象的早期未成熟特点。我们处在最早期、最原始的婴儿幻想生活中。这也可以解释由于自恋的缺乏和内在的不安全感，边缘性人格对于外部现实的客体的强烈需要。这种强烈需要会进一步激化人们对客体的贪婪渴望，对融为一体的欲望，并在恶性循环中威胁自恋的平衡。

自残和成瘾

对身体的攻击，比如自残，是青少年付诸行动的特点，是他们在尝试缓解激烈的精神内部冲突。这是精神运转的极限，似乎是边缘性人格障碍和进食障碍的共同点，在这些人群中，自残行为最为常见。泛滥的情感超出了主体的精神容纳能力。这一点也是自残和成瘾的共同点。自残行为的目的是外化难以忍受的情感，并控制这些情感，这种行为将一种难以承受的精神痛苦，一种无法思量，也无法被象征性表达的精神痛苦，“物化”为一种可以掌握、可以控制的身体痛苦。一位作者，F.加德纳，将青少年精神运转的特点与自残行为的特点进行了比较：攻击性和破坏性冲动的增加，脆弱的自恋，对关系的过度敏感，容易付诸行动，以及与对死亡的担忧有关的身体攻击。这种运转可能是暂时性的，也可能发展出破坏性的行为，对于年轻女孩来说，这种破坏性是向内攻击的，对于年轻男孩来说，这种破坏性是向外攻击的。

在这种类型的行为中有成瘾的成分，特别是在强迫性自残的例子中。自残分为两种：强迫性的，比如抓伤、擦伤、咬指甲、拔毛发，和冲动性的，比如割伤、用剃刀或碎玻璃划伤。后者的基本特征是无法抑制的自残冲动。它们往往与其他的冲动控制障碍有关，如贪食症、精神药物滥用和偷窃癖。

众多研究表明，儿童时期的虐待，最常见的是性虐待，与自残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联系。超过77的受虐主体有自残行为，这些自残行为是幼年创伤被重新激活的结果。在其他研究中，情感缺乏是最重要的预见因素。

对数字化的成瘾

在精神的经济学中，成瘾的症状能够回避断裂和分离，维持令人满足和快乐的幻觉性客体。它涉及的是一种回避分离的躁狂性防御方式，而不是一种受虐或伤害自己的欲望，这种欲望在“毒瘾（toxicomanie）”的情况中比较常见。主体是其客体的奴隶，毁灭是成瘾依赖的核心。这种重复行为的基础是潜在死冲动的作用。

当下，人们的理想是通过消费来实现主体，消费成了通往存在的方式，成了拥有的方式，这种方式否认缺失，而缺失对于“言在”（parlêtre）来说是构成性的。我们在这个科技的世界中演化，由于它对缺失的消除，而产生虚幻的幸福感。在我看来，这种填充伤害了象征化的空间和能力。我们在最近的科技发明中，能够看到一种对永不缺席的大他者的制造，这些发明已经占据了我们的家庭，比如Siri，它是苹果公司开发的智能化个人助理，能够响应我们的语音请求，比如亚马逊公司开发的Alexa系统，比如中国的诺童（Hinounou）智能机器人，它鼓励的是一种对无处不在的“母亲”的幻想，这个母亲可以响应所有的需求，这是婴儿对取之不竭的乳房的幻想，婴儿产生这种幻想，是因为他不希望“脐带”被剪断，然而剪断脐带是必须的，是一种能够使我们独立自主的阉割。这个幻想的世界尤其会促使人停留在想象界的领域中，这是一个“增强”的、指数化增长的想象界，对于正在建构中的主体来说，它降低了主体通过阉割进入缺失维度和有尊严的欲望的可能性。他人仍是我们的分身，在异化的认同中被点赞，在虚拟的应用甚至是现实中被消费，也许有一天会被摧毁。他人不是我们的同类，而这样的同类，是与我们一同行走在人性化的旅程中的，我们可以在人的维度中去认识他。然而，中国的儒家思想已经对与他人关系中“二”的重要性进行了说明，在儒家的最高美德中，“仁”，或人性的感觉，都是为了将自己建构成一个人，并与他人共同生活。而“礼”，仪式的精神，则造就了一个人类群体的人性和群体中每一个人的人性。程艾兰说，“仁”和“礼”是密不可分的，人类从出生就进入了与他人的关系，进入了仪式性的共同生活。这也是拉康认为的人类信息的基本形式，我们从他人那里，以一种逆转的形式，收到我们自身的信息。

今天的青少年很容易受到当代成瘾行为的影响，因为他们可以接触到大量的数字化物品，这些物品融入了他们的想象界领域，成为他们身体的延伸。2018年6月18日，电子游戏成瘾被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为一种疾病，就像可卡因或赌博成瘾一样，整整一代青少年被牺牲在这个祭坛上。世界上共有25亿人玩电子游戏。在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描述一种名为“蛰居族”（Hikikomori）的现象，它指的是从外界退缩的青少年的封闭生活。有一部电影很有名，叫做《门的那一侧》，讲述的是一个青少年在东京郊区的蛰居生活，他住在一个公寓房间里，封闭且与世隔绝。对这些男孩们来说，父亲是不能被提及的话题，他仍保持着令人恐惧的形象，这说明他们还是没有经过象征化的弑父者。与对抗这个残暴的形象相比，他们宁愿逃避和退缩，正如他们对待学校压力的态度：在令人讨厌的学校里，人们沉迷于社会和物质上的成功。这是一个影响着日本青少年和年轻人的社会现象，但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它体现了构建男性身份的困难。

我们社会的理想模式仿佛不再为主体性考验提供空间，即使这些主体性考验对于个人来说是根本性和结构性的，这一理想模式仿佛也不再为男孩发展超越父亲、成为男性的能力提供空间。这是因为自我不再肯定自身的动机，还是涉及死冲动，或是对落空的力比多的反应呢？所有这些机制似乎都能压制住极为强烈的生冲动。学校永远都不应该忘记弗洛伊德的话，他说“学校面对的是尚未成熟的个人，他们在某些发育阶段会有所延迟，甚至是遇到麻烦，这是有无可争议的理由的。学校不应该主动去充当生命中残酷无情的那个角色，不应变成比生命的游戏更多的东西。” [13]症状召唤和讲述着被压抑的东西。欲望和压抑是同时产生的，正如弗洛伊德在小汉斯的案例中所表明的那样。次生压抑只发生在原初压抑的基础上。在主体化过程中，正是在主体对大他者进行第二次呼唤的时刻，能指2才构建了起来，并在事后赋予了能指1意义，这个能指2使得原初压抑得以发生。而原初压抑（Urverdrängung）解释了人们为什么永远无法说尽关于欲望的一切。症状在所有的国家里说的是同一种语言

作者：莫兰（Monique Lauret）｜精神科医生、精神分析工作者、巴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协会会员，欧洲精神分析基金会成员

翻译：乔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