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证据、临床共识和常用治疗理念是帮助抑郁症孩子的基础。美国发布的《成人抑郁症管理临床实践指南》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试验数据的支持。
然而,到目前为止,对于早发性抑郁症的治疗方法,还没有令人信服的治疗的经验信息。
药物治疗
针对抑郁儿童和青少年的12次药物试验表明:与安慰剂相比,抗抑郁药物的优越性尚未在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中得到证实。不过,认为抗抑郁药物是无效的观念是不明智的。
例如,青少年中典型的、高且快速的安慰剂反应率使得难以解释传统双盲药物治疗试验的结果。为了更合理地评估抑郁儿童的药物效果,治疗反应可能必须定义为——维持无症状状态的时间长于目前研究中通常使用的6至8周的持续时间。
此外,已经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只测试了有限数量的抗抑郁药药理学药剂。
抑郁症儿童的心理治疗对照试验的结果会更积极一些,研究表明,目标治疗比候补名单或各种比较条件更有效。尽管如此,这些积极的结果还是受到以下事实的限制:
▪ 大多数研究都涉及到轻度到中度抑郁症状的无复发儿童,而不是精神科诊断的年轻患者。
▪ 此外,仅检查了有限范围的干预,其中大多数代表认知和行为方法。
▪ 实践临床医生经常使用的动力性心理治疗或团体治疗尚未进行对照试验。
▪ 最后,有临床迹象表明,患有可诊断的抑郁症的年轻人可能特别难用传统的心理疗法治疗。
尽早干预
尽管抑郁症儿童治疗经验数据的稀缺性使得很难对治疗方法提出强有力的建议,但是,一些经典的早期抑郁症研究确实提出了某些指导方针。也就是说,有关儿童抑郁症的现有信息表明重要的是:早期和积极干预的易见性、心理教育的重要性、调解或补救的作用以及对抑郁儿童生态的关注,包括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家庭的社会资源。
对于抑郁的年轻人来说,为了防止长时间的发作,必须尽早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尽量减少相关的损害,降低自杀风险。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比其他策略更有效的特定的策略,一个合理的操作原则是“做任何工作”。
然而,对成人抑郁症治疗的研究表明,以问题为中心和以目标为导向的治疗方法对于减轻症状尤其有效,因此,应在抑郁症儿童的治疗中占有一席之地。
鉴于我们对儿童期抑郁症的过程和结果、复发的风险以及第一次发作后出现过敏反应的可能性的了解,心理教育必须成为协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压力管理、问题解决或认知培训的技巧可能特别有用。
学业补救和社会调解
在抑郁儿童或青少年的治疗中,应该对其学业和社会障碍进行调解和补救。
例如,如果抑郁症患者的症状妨碍其获得与之年龄相匹配的人际交往行为,那么,就可能需要相关相关的调解。同样,如果年轻患者在学业和学术追求方面落后,则应提供教育补救。
鉴于他们对成人的依赖,在所有的治疗努力中,必须考虑抑郁儿童的环境因素。
父母参与治疗
显然,父母是孩子环境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们对抑郁症儿童心理治疗文献的回顾中,Leo Bastiaens和我建议父母尽可能积极的参与孩子的治疗,以便成为孩子的“共同治疗师”,或者提供协助治疗的角色(Kovacs和Bastiaens,1995年)。
从实践和心理两个角度来看,父母在其抑郁子女心理治疗中之作用的方案,应该包括:
▪ 加强积极地育儿行为;▪ 加强与治疗的合作;▪ 促进更积极的亲子互动的重新建立;同时,▪ 应评估父母或其他看护者是否患有精神疾病。
如果是这样的话,对该照料者的单独治疗应该是一个目标,因为一个心烦意乱或有问题的父母不能成为帮助孩子康复的有效陪伴。
家庭/社会应对资源
在儿童治疗开始时,还应评估家庭和社会是否有充分的应对资源,特别是单亲家庭。应对资源对于生活压力的管理、情绪的适应性调节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外部因素。同样,抑郁儿童的有效治疗,需要向父母和家庭补充社会资源,以便更有效地应对所有相关问题。
鉴于儿童期抑郁症的发病率,青少年抑郁治疗的失败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一点的证据来源于流行病学和其他在服务环境之外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研究。例如,一项基于社区的大型研究发现:
▪ 只有23至30的14-18岁青少年患有严重抑郁症和/或心境恶劣。
▪ 在一小部分6-19岁的青少年样本中,只有18的抑郁症患者接受了治疗。
▪ 被确定患有严重的压抑的女孩均未获得治疗。
▪ 大多数人自杀青少年患有情感性疾病,只有7的人在自杀前接受治疗。
儿童期抑郁障碍的现有“状况”有些暗淡,呼吁对这种精神障碍采取双管齐下的方法。
首先,需要更积极地努力早期识别和干预已经患有这种疾病的青少年。尽管抑郁症的治疗不足并不是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成年人也有记录,但忽视年轻人的抑郁症可能会产生更有害的后果。
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长期的公共卫生服务举措。这类举措应包括以社区为基础的教育,以提高对早期抑郁症的认识,提供合理的医疗服务,可能通过以学校为基础的方案。以及去除与精神障碍及其治疗相关的耻辱。
第二,我们越是了解儿童期抑郁症,就越是明白对那些有抑郁症风险的人提供一级预防的重要性。已经确定了足够数量的危险因素使得初级预防方法的考虑成为可能。
例如,已证实的危险因素包括亚临床抑郁综合征和既往的非有效精神症状,以及家庭中的抑郁症。关于将(潜在)风险转化为(实际)疾病之机制预防方案,可以在初级预防研究中进行检验,可能会导致更好的方法来帮助有抑郁风险的儿童
版权所有:沈阳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网